巢湖市柘皋中心学校   赵卫

 

    著名教授钱理群曾指出，二十世纪中国两大重大的失误，一是人口问题；二是教育问题。有些失望可以用来弥补，而这两大问题却无法挽救，其影响之深远却横亘几个世纪，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的包袱。其中，语文教育是教育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各界人士对语文科的强烈批判和广泛关注得到明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呢？为了更好的说清事情原委，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语文教学的历史现状。   

    1978年3月，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批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指出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他说；“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1979年冬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组织的福建、四川两省“中学生语文状况调查”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语文水平过低，语文知识测验的平均成绩只有30分。1988年国家教委委托华东师范大学组织实施的“1987年全国初中三年级语文教学抽样调查”取得的1000多万个数据显示，大多数被测学生的成绩处于中下水平，阅读、写作不及格的有近60%。阅读、写作、听力、说话与朗读四项测试，每项的总平均分均在及格以下。1996年，以重视人文教育而备受称道的华中理工大学，对全校新生进行了首次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在这次稍稍高于中学语文水平程度的测试中，全校所有的95级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新生，达到及格线最多的是本科生，也仅有60％，最少的是博士生，只有30％的人达到了及格线。高校学生语文水平低绝不是个别现象。1997年北师大对一年级新生进行了语文入学检测，原计划得分在80分以上的（满分100），可以免修大学语文，不料一千多名新生中，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仅有六七人，无奈之下，学校决定，全部都要修大学语文。《北京文学》1997年第10期，发表了一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文章。此后，社会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大讨论。这次讨论的主要成果，反映在以下三本书里：一是王丽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二是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三是钟晓雨主编的《问题与对策：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这些讨论对中国语文教育提出了空前尖锐的批评。其中虽不乏偏颇之论，但是，不可否认，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很严重。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成绩还是有的，这些年少年作家不断出现就是明证。但是与此形成反讽的是，这些少年出的书无一例外都是对现行语文教育模式叛逆的结果。看来，从1978年吕叔湘先生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之后的二十多年，我们的语文教育并没有取得长足的进展。

    问题的症结到底何在？正在如火如荼讨论的《新课程标准》（以下均简称为〈新课标〉）到底能不能真正根治这一症结呢？笔者在此无意也没法真正探讨《新课标》的最终实效，因为这一切只有经过时间检验才能知道这一结果。但是不能否定的是，《新课标》的到来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冲击，引起了我们不少思考。本文试就《新课标》给语文教学等方面带来的几个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并针对此问题发表个人的不成熟的浅薄之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并欢迎同行们批评指正。

 

    《新课标》能否成功推行，本人认为考试是其中最大的关键问题，科学的考试模式不仅能够客观地测评所考学科的水平，更能指导学科的教学活动。而旧有的考试制度早已不符合这一要求，应该进行改革。对于如何考试，众说纷纭，在众多的说法中，我认为有一种观点很不错，体现了科学性这一原则。主张用“分科、分级、自主、开放、积分制”的语文水平考试模式来代替现有的考试模式。

    分科，即把语文考试分成“背诵、阅读、写作、语基（语文基础知识）”四个科目，分别考试、分别记分。

    分级，即把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分成若干级别，类似英语考试的四、六级。

    自主，即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级别、考试时间，允许补考。考试时间每年2次，全国统一时间。

    开放，即打破年龄、年级限制，允许失学儿童和社会人员自由报考。各科成绩分“及格、优秀”两个等级，及格即得一分。

    积分，“背诵、阅读”按“语言材料对语言器官的刺激量”来记分值：背诵总分10分（1万字2分），阅读总分10分（1百万字1分），积分累加。写作、语基各5分，考相应的级别得相应分数，不累加，毕业分数按最高级别计。四科总共30分。9年义务教育结束之时，若能得到总分的60%、即18分，即算语文达标，奠定了终生的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基础。高中以后结束语文课。志愿学文科的学生（积分达到20分以及一定的优秀率）继续开设文学史、语言学等人文课程，而对理科感兴趣的学生不再开设语文课而开设其他相关课程。大学也不需要再开大学语文课。

在此考试改革引导之下，教学将从以讲课、作业为主转变为以学生自主的背诵、阅读为主。大量的背、读又为写作提供语言材料、思想观念和写作方法上的支持。高强度、高质量的语言信息的刺激必然造就具有高度语文修养和人文精神的学生。

    在这种考试模式调控之下的教学活动，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塑性--只要强调背诵和阅读，就会取得相应的收获。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引导学生朗诵、阅读、欣赏，组织讨论和各种读书活动，教师的主导性有广阔的发挥空间。

    这种考试改革还有利于发掘各种教育潜力，充分释放各方对语文教育的热情。

    对学生来说，考试压力减轻，学习动力大增。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选择相应科目和级别的考试；不及格可以补考，若想更好成绩可以允许重考。每背一篇文章、每看一本书都是切实的收获和踏实的前进，学习兴趣大增、成就感大增、信心大增。

    对教师来说，以往单纯追求及格率、高分率、升学率的压力大大减轻，教师之间培养学生读书兴趣的竞争取代了唯分数的竞争。教师的学识、人格成为受学生尊重的重要原因，教师将产生强烈的提高学识修养的愿望。

    对家长来说，明确知道孩子该背什么、该读什么，督导孩子有的放矢。

    对失学儿童和希望提高语文素质的社会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平等的机会。即使没有上学，但是他们知道，只要背了、读了某些书，就能取得相应的收获和承认。这将极大地促进这部分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他们的精神、他们取得的成绩必将鼓舞广大在读学生。

    对早期教育来说，这种考试模式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它引导家长在孩子早期即设置人文环境，孩子在诵读经典阅读名著的氛围中成长，这无疑为他们将来的学习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语文教科书该不该改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据不完全统计，针对《大纲》要求，全国语文教科书的种类不下一十三种。这足以说明人们对教材改革的重视程度。可是怎么改呢？成功了吗？这么多次的改革足以说明了语文教材改革失败之惨重。那是不是改革的次数不够？是不是人们的改革之诚心还不够？显然，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是人们（主要是编者）把语文课简单地当作政治教育课。这是主要的也是唯一不被人们重视的原因。它的表现如下：一、纯政治的文章占入选文章的较大比例。谁的官大就进语文课本。毛泽东占得比例非常大，周恩来、刘少奇的也进来了。还有邓小平以及其他人的，等等。二、语文教材的分类糟糕，分为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三大块。本人认为应当取消说明文这一块。说明文的教学目的表面上是要使学生在实际中广泛运用语言文字，设想很好，但作用恰恰相反。比如华罗庚的《统筹方法》，非常繁琐，非常枯燥，对提高实用文体的写作能力没有什么帮忙。这类文章在教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靠这样的文章学习文学、学习写作、学习科学、学习工艺都是不可能的。它只会打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觉得语文课枯燥乏味。很多学生甚至觉得语文课是难以忍受的折磨。三、扭曲名家作品。这类作品价值性不能说不高，可在编者的“巧妙”扭曲之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某种意图，在提示或习题中加以人为的引导，以致这些作品成了他们的工具。如鲁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选的是符合他们政治需要的文章，把鲁迅的作品扭曲后纳入他们阶级斗争的范围，因此特别看重论战性的文章。还有一个解读方法的问题。目前对鲁迅作品的阐释基本上还是依据六十年代的很传统的观点。六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有两个背景，一是“息封灭资”，二是受俄国日丹诺夫影响。日丹诺夫有一个理论，即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进步性，可以借鉴。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最高峰；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文学则是完全反动的，这包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作品，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作品。１９５８年茅盾写的《夜读偶记》把西方文学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种，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整个是反现实主义的。这一套观念对我们的教育影响极大，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

    《新课标》到来，会带给语文教材多少次的革新以及能否最终成功，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能不能让语文真正脱离政治的影响，关键是能不能还语文人文本色。否则，一切免谈，即便有再多次数的改革最终也是徒劳无功的。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学术的天敌。语文课几乎时刻都能遭遇这一“天敌”。一个学科的名字就足以让专家们一个劲地咬文嚼字：语文，语言文字乎？语言文学乎？语言文化乎？公理婆理，各执一词。语文学科的性质也是个争得面红耳赤的话题，工具性、人文性、思想性、文学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理论界的诸多研究成果，笔者无意于否定。只是在想，我们能不能更多地从学习者个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去考虑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语文学习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学会吸收和表达。我们读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吸收的往往是无形的精神滋养而不仅仅是那些具有可操性的表达技能。你可以从名人传记中读到不同的奋斗轨迹，从而对人生的选择生出诸多感慨；你可以从描给高科技发展的文字中读到雄视天下的胸怀与气度，由此领悟到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崇高；你可以穿越时空隧道，与古今中外的智者进行思想的对话，借他们的智慧之光照亮生命的征程；你可以从飘逸着古典情韵的诗句中，遥想个人的悲欢和时代的兴衰。

    阅读，是与我们相伴一生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直接影响着到我们的眼界、思想、学识和综合素养。中小学阅读教学正是建设这一家园的奠基工程。然而，学生的语文课堂阅读却近乎“戴着镣铐跳舞”，少有真正的心灵自由。一篇血肉丰满、文质兼美的文章一旦被选入课本之后，它就不再是原来的“它”了，所有的文章都被强行纳入一整套不容置疑的“规则”中了。比如，运用了何种写作技巧、表达方式？选材、布局、语言有何特色？重点语段、重点词句有哪些？没有哪个语文老师敢抛弃这一套“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几乎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学问”。为了获得这种“学问”，老师们不得不把一篇篇课文当成阐释“规则”的“例子”。为了说明这些“规则”运用得何其高妙，甚至不惜把文章拆成散装“零件”，供学生细细把玩。他们希望即使没有自己的讲解，学生也能操着这套“规则”去对付天下其他的文章，这叫“学会了阅读”。事实上，学生这样学完一篇文章之后，得到的是什么呢？他们会熟知诸如“小中见大”、“情景交融”等“写作术语”，或者用一种近乎思想品德课上的话语复述文章的主题意义，但对文章内容永远都是“夹生饭”。这种教学的弊端显而易见：理性知识多而滥，感性积累少而薄。他们用近乎复杂的方法去解决单间的问题，其结果是，学生得到了无用武之地的读写之“技”，丢弃的却是影响终身的读写之“道”，得到的是漂亮的皮毛，失去的却是质朴的本体。但愿，《新课标》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那么，在《新课标》上，应该如何调节使用方法与内容理解这一矛盾呢？方法重要，但理解内涵更加重要。方法只是工具，不是最终目标。我以为，多背、广读、勤写当为语文学习最质朴的规律。语文课的学问全在于此。抛开这一点，无异于舍本逐末。

 

   《新课标》里规定，要还权于教师。让教师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脱离教参的本本主义，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可是，教师的权到底有多大？教师不再是工具，也不再是按“圣旨”宣读的太监，终于有了让自己作主的权利，可那权的上限是什么呢？事实摆在眼前，教师的“自由”还是很有限，就拿台州市来说，整个台州的语文教材选定权由教委说了算，这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在性质上没有改变，教师依然是奴隶，只不过是换了主人的奴隶罢了。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新课标》，改革还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一个习惯了标准化操作的民族，如果完全没有了“航标”，改变听命他人的习惯，尚须时间；再者，教师的素质尚无高到让人完全放心的地步。对于这一点，笔者十分理解，但是对于这个目前来说无法改变的现实，建议台州教委，在选择语文教材的量上，能否在量上加大一倍甚至几倍呢？在这些允许的范围内，给教师们一个较大的选择余地呢？

 

  《新课标》在人们的关注之下走进生活，而它的影响必将给我们的教育带来很多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会让我们更加关注着这一新生的产物。而它的产生，充满着我们对语文教育美好未来的憧憬，我们期待着它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