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奇地发现这段话的意思与研讨会的主题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说研讨会的主题是一篇议论文的中心论点，那么胡老师“情动而辞发错误”论，何老师的“情感泛滥”论，林老师“取舍”论，黄老师的“落实双基”论，加上那四节课作为生动的例子，成了这篇议论文似乎不可辩驳的论据，而研讨会的议程则是无懈可击的论证过程。研讨会上，洋溢着一股古代才子佳人式的“自古多情空余恨”的深切感慨之情。感情泛滥而教师成了情种，固然是不妥的，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名言“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真是错的吗？舍弃了语文教学中的无病呻吟，强调扎实的训练落实“双基”，注重朗读技巧的指导，那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应该是简单机械、冷若冰霜的吗？一连串的疑问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折磨得我头昏脑胀。有人说，当前的语文教学得了一种“散、闹、乱、偏”的顽症，需用重药，研讨会针对性的主题正是对症下药。我认为，用药不是越重越有效，而是在于恰到好处。研讨会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让我感到这药下得太重了，已经产生副作用了。不过这没关系，人们在欣赏才子们非凡才华的同时，会很自然地宽容他们的偏激言行。

 

说起药，我突然想到了语文教学和医生用药的相通之处。有一天，我带五岁的女儿去看病，不好意思地说：“医生，药不要用得太重，尽量开一些甜的药。我这女儿脾气太犟，喂苦的药太累了。”医生笑着看了看我，点了点头说：“好的，尽量！”不一会儿，医生跟我说：“药方开好了，有一种药是包着胶囊的，其他的药都是甜。”吉春亚老师在《我的备课经》一文的结尾中写了一段话：“创设富有情感意味的‘真实’环境，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润泽氛围中（否则就是机械死板的训练），精心组织和指导通过对典型的‘言语作品’（各种书面和声像的）剖析、玩味和模仿，在各种（课内、课外的，单项、综合的，实际、模拟的）‘言语行为’中不断内化各种（知识的、思想的、情感的）收获，并能较为成功的外化为各种（书面的、口头的）‘言语作品’，逐步形成能够独立的听说读写等‘言语能力’，以应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学习和生活的）‘言语行为’中。”吉春亚老师的语言训练模式近似于一种包着胶囊的苦药。